洛陽龍門石窟

一、北朝時期龍門石窟與洛陽歷史文化

北魏王朝于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西元493年）“定遷都之計。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十八年“二月甲辰，詔天下，喻以遷都之意。……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丙辰，詔遷都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九月庚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二十年“詔改姓為元氏”。並任用南朝儒士制定禮樂制度，仿效南朝建立士族制度，同漢族通婚，經過一系列的社會改革，南遷的鮮卑族已全部完成漢化，而以中國正統自居。與此同時，北魏王朝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還竭力提倡佛教。自孝文帝太和十七年遷洛，中經宣武帝元恪，靈太后胡氏，孝明帝元詡，孝莊帝元子攸，至孝靜帝元善見天平元年京師遷鄴，都洛陽四十年。此間帝王、後妃、王公、貴族，都莫不篤好佛理，崇奉佛法。洛陽有佛教寺塔，始于東漢明帝時的白馬寺。到西晉永嘉年間，才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遷都洛陽後，洛陽佛寺陡然增加，最盛時達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陽伽藍記》特別記載了這一時期北魏京城洛陽佛教寺塔的情形。洛陽有佛教石窟造像，始于遷都之時營造的龍門石窟，北魏晚期，相繼有鞏縣、偃師水泉、嵩縣鋪溝、伊川、澠池鴻慶寺、宜陽虎頭寺等石窟的開鑿。宣武帝時，洛陽居住“百國沙門三千餘人”。“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鹹來輻輳，負錫持經，適此樂土。”北魏遷都洛陽後，由於帝室、王公、貴族的狂熱奉佛，寺塔的興建，石窟的開鑿，在洛陽掀起一個空前的高潮。下層人民多有信奉，相繼出家與日俱增。京都洛陽當時已成為我國佛教文化的中心，被外國僧人譽為“佛國”和佛都。由此可見洛陽北魏時佛教的盛況。然而這些同，巍峨壯麗的寺塔都早已隨著歷史上的戰火化為灰燼，泯滅無存，為今日所永遠不能再見。唯一留存下來的卻是這一時代開鑿的龍門石窟。它為我們今日研究北魏時期洛陽的歷史、佛教、藝術等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實物資料。
（一）歷史
北魏龍門一些重要洞窟的營造史告訴我們：龍門是北魏王室貴族發願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多數造像的興廢變遷與當時的政治形式相適應，是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務的。它反映了北魏時期中國歷史上一些政變和戰亂，也說明了洛陽興衰的歷史，從宗教這個社會的生活的側面，能使我們瞭解那個時代一些重大的政治風雲的動向。古陽洞和賓陽洞，都是奉皇帝之意旨開鑿的。古陽洞是支持孝文帝遷都洛陽和漢化改革的一批王宮貴族和高級官吏開鑿的。其中有比丘慧成（孝文帝的堂兄弟）、北海王元詳（教文帝的兄弟）及其母高氏（獻文帝之妃高椒房）、齊郡王元佑（文成帝的孫子，孝文帝的堂兄弟）、安定王元燮（太武帝的重孫）、廣川王賀蘭汗妃侯氏（孝文帝的從叔母）、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氏、元洪略（樂陵王思譽之子）、輔國將軍楊大眼等造的像，另外還有眾多的中小型佛龕為北魏的中下層官吏所雕造。賓陽中洞和南洞是宣武帝傾盡宮遷財力給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營造的一個偉大艱巨的工程；賓陽北洞是劉騰為宣武帝開鑿的，以上工程原為中尹、宦官劉騰等主持，宣武帝死後，他與領軍元叉發動宮遷政變，執掌國權，幽禁代孝明帝執政的胡太后。後因胡太后再次返政，致使賓陽南北兩洞工程半途而廢。石窟寺是太尉公司空公皇甫度（胡太后之母舅）所開鑿。以上情況充分說明北魏貴族社會迷信佛教的社會風氣。北魏末期龍門造像呈現衰落，唐字洞和趙客師洞，以及蓮花洞兩壁上部都有未完成的工程痕跡，這可能與北魏末年爾朱榮之亂，社會動盪有關。
北魏遷都洛陽初期，龍門古陽洞的供養人像還有少數身穿褲褶式胡服的，太和改制以後，胡服在龍門便銷聲匿跡，為中原的褒衣博帶式服裝所代替。北魏詔改元姓後，宗室遂廢拓跋舊姓而姓元，古陽洞題記所載與史書吻合。
（二）佛教
大抵北魏龍門造像多有題記，從龍門造像題記中可以窺見，北魏時龍門多造彌勒和手作禪定印的釋迦像。我們知道，南北朝是承魏晉以來五胡十六國長期大動亂的時代，在戰火頻繁的苦難歷史條件下，宗教利用人們渴望“彌勒下生”來解救他們的不幸和痛苦的願望來安慰他們，麻醉他們，使他們忍受在現實中所遭遇到的各種痛苦。因此在龍門廣造彌勒和禪定的釋迦像。這些造像大都神情沉思冥想，眼簾俯視，垂憫下界，反映了當時時代的精神，揭示了人民痛苦的存在意識和求生意志的迫切願望，是具有時代特徵的造像題材和形式的體現，這可以說是通過非現實的宗教題材反映了現實生活。彌勒和禪定的釋迦像不僅在龍門大量出現，而且在洛陽附近的澠池鴻慶寺、宜陽虎頭寺、嵩縣鋪溝、偃師水泉、鞏縣等北魏晚期的石窟多有雕造。這不但說明北魏時洛陽一帶主要信仰的是佛教的釋迦牟尼和彌勒，而且為研究北魏時期洛陽佛教的宗派發展和社會信仰提供了大量的資料。
龍門造像記中，還提到了北朝（包括東西魏、北齊）洛陽一帶的大量寺院。如大統寺、中明寺、景隆寺、寶方寺、靈岩寺、報德寺、龍花寺、妙音寺、仙和寺、乾靈寺、石窟寺，其中的大統寺、報德寺和龍花寺可能為《洛陽伽藍記》中的洛陽京城的寺院。這些寺院多數為史書所不載，為研究北魏時期洛陽寺院的分佈和興廢盛衰提供了歷史證明。
北魏龍門造像記還反映出當時民間盛行的佛教組織 “義邑”。這種組織是以建造佛像和奉佛為目的的信仰團體，龍門有關北魏“義邑”的資料較多，為研究當時洛陽地方民間的佛教組織提供了具體的歷史資料。
（三）藝術
石窟藝術：北魏遷都洛陽後，在北魏統治階段的宣導扶持下，我國北方廣大地區興起了一個開窟造像的熱潮。在我國內地石窟中，以龍門石窟的開鑿為最早。這時龍門石窟普遍出現了瘦削型的“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帶”式的服裝，呈現出劃時代的特徵和風格。至此，中國石窟藝術在造像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石窟藝術的東方風格開始形成，出現了中原化的佛教形象。這種新的藝術風格普遍出現和形成于以洛陽龍門石窟為代表的中原諸石窟，所以稱其為中原風格。這種藝術風格上的變化，顯然是孝文帝改制推行先進的漢化政策，吸收借鑒東晉南朝和中原漢化的結果。因此，我們說龍門石窟藝術是北魏遷都洛陽之際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縱貫東西，融匯南北，是北方鮮卑族文化與中原和南朝以漢族文化為主的相融合，外來的佛教藝術與中國傳統的藝術風格相融合的具有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一般的時代風格。中原風格不僅可以從龍門石窟的北魏造像中看到，而且從洛陽出土的北魏永寧寺塔基殘造像、北魏陵墓神道石刻人、元邵墓出土的陶俑、洛陽出土的北魏畫像石棺、流落海外的寧懋石室和孝子畫像石均能見到。“寬袍大袖”、“秀骨清像”的中原風格一經形成，便以洛陽為中心向外傳播影響，在北魏後期風靡全國，成為南北統一的時代風格。
音樂：北魏時洛陽社會繁榮，音樂在王室、貴族、王侯驕奢淫逸的生活中占著重要的地位。他們家中大都豢養大批歌舞會女，少者數十，多者數千，大都能歌善舞。北魏當時的音樂盛況已為我們今日所不能再見，唯獨龍門石窟給我們留下了當時洛陽音樂的寶貴資料，為今日研究北魏洛陽的音樂史提供了大量的實物形象。從龍門伎樂人和會樂天所執的樂器來看，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洛陽的音樂情況。北朝龍門石窟現存樂器有十四種，其中以笛、笙、排很簫、雞婁鼓、箏、阮、銅鈸等樂器為多，說明這些樂器在當時社會上已普遍流行。北朝流行的樂器共十四種，其中傳統樂器八種，其餘六種為新傳入的樂器。當時最為流行的樂器有七種，其中民族樂器五種，其餘兩種為新輸入的域外樂器。這個情況說明了北朝雖然輸入了不少的新樂器，但在社會上和專業樂隊裡仍然是以民族樂器為主，這可能與北朝以來，新樂器雖已傳入，但尚未完全融合有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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