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下閻崇年

男,1934年4月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研究滿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議並創建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和北京滿學研究基金會。倡議並主持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滿學研討會。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主要著作:論文集有《滿學論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燕史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袁崇煥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出版)和《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共4部;專著有《努爾哈赤傳》(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國歷史大事編年·清代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北京朝華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國都市生活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14部,主編《滿學研究》(一至六輯)、《袁崇煥學術論文集》、《戚繼光研究論集》等11部。先後發表滿學、清史、北京史論文二百餘篇。《努爾哈赤傳》獲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獎、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古都北京》獲中國文化部最佳圖書獎、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國際最佳圖書榮譽獎。先後到美國、日本、蒙古、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閻崇年,1934年4月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研究滿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議並創建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和北京滿學研究基金會。倡議並主持第一屆和第二屆國際滿學研討會。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努爾哈赤傳》獲北京市和中國“光明杯”優秀學術著作獎、全國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古都北京》獲中國文化部最佳圖書獎、法蘭克福和萊比錫國際最佳圖書榮譽獎。先後到美國、日本、蒙古、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講學,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新京報》曾經報導閻老師曾經當過中學老師,所以講解過程中深入淺出,有儒雅的大家風範。

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論文集有《滿學論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燕史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袁崇煥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出版)、《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共四部;專著有《努爾哈赤傳》(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北京朝華出版社1987年出版)、《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十六部)、《中國歷史大事編年·清代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國都市生活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主編學術叢刊《滿學研究》第一至六輯和《袁崇煥學術論文集》、《戚繼光研究論集》等十一部。先後發表滿學、清史論文二百五十餘篇。

在《百家講壇》播講過《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興六十年》。

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上以《正說清朝十二帝》引起關注的北京學者閻崇年,對於自己成為《百家講壇》走紅第一人,閻崇年把成功首先歸結為選准了切入點。他說,《正說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受大家歡迎,最主要的原因是滿足了讀者對歷史知識的需求,這種需求不是短期的。《正說清朝十二帝》的成功關鍵在於找對了切入點,“比如講咸豐,我把太平天國作背景,然後從咸豐的幾個錯誤講起,45分鐘6個錯誤講不完,於是我就選了3個錯———錯坐了皇帝寶座、錯離了皇都北京、錯選了顧命大臣,開場就吸引了大家。”

其次是客觀評價清朝歷史。閻崇年說,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來自港臺的戲說歷史之風盛行,對於歷史,人們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編的,哪些是正說、哪些是戲說。正因為如此,他的演講才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此外,講座要學電視劇製造懸念。閻崇年說:“在節目中,編導從我開始加入了懸念。以懸念隔斷、牽引,使《百家講壇》不再平鋪直敘。”閻崇年認為,“清朝十二帝疑案”之所以成功,一是目前清宮戲熱播,老百姓已不再滿足於戲說,希望能瞭解歷史的真實;第二個原因就是一個“疑”字。《百家講壇》的編導們在節目編排上設置層層懸念,又一個個解開,在後期製作上配以扣人心弦的音樂,緊扣觀眾。閻崇年還分析說,除了懸念,他還在演講中加入了歷史故事、邏輯綜合、理論分析,讓整個演講站在更高的高度上。

閻崇年:拂去清史迷霧

以“戲說”取勝的清宮戲,迎合了大眾的娛樂訴求,但誤導了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對真實歷史的認識,引發了嚴肅歷史學家的集體憤怒。清史專家閻崇年在央視大開講壇,拓清了人們對清史認知的迷霧……

閻崇年對清史的研究從康熙《清聖祖實錄》開始,他陸續發表了《滿學論集》、《燕史集》等論文集,專著《努爾哈赤傳》等,同時發表滿學、清史論文250餘篇。296年的清代歷史,興衰榮辱,閻崇年了然於心,他從不囿于前人成果的束縛。

他認為,順治、康熙、乾隆雖然個個是大清皇帝,現在卻都是娛樂大眾的主兒,看多了螢屏上的清宮戲,大家自然關心這“戲說”、那“戲說”到底有幾分真?閻崇年就拿“康熙微服私訪”開說:“康熙微服私訪,一、絕無意識;二、絕無必要;三、絕無可能。”閻崇年解釋,“微服私訪”是現代人的意識,清朝皇帝,絕對有一身皇族的傲氣,不屑和平民百姓為伍,看看末代皇帝溥儀《我的前半生》就知道了,那絕對是貴為天子,睥睨下人,要說和一般老百姓勾肩搭背,那絕對不可能;再說,康熙皇帝不需要微服私訪,因為他有一個“密折”制度(就是秘密報告),通過密折,康熙就能知道一切。就著這話題,閻崇年又順便給民間盛傳的幾段“野史”闢謠:一是多爾袞與孝莊皇后的“私情”,民間說法,在孝莊還是莊妃的時候,多爾袞就多次在她的寢宮過夜,連順治皇帝都是他倆的私生子。閻崇年苦笑:“莊妃和皇后、其他妃子住的地方像個四合院,東邊屋裡能看見西邊窗戶,多爾袞要是來了還過夜,那多少雙眼睛得盯著?這壓根不是戲說,是胡說。再一個,就是少年康熙與孝莊侍女蘇麻喇姑的“戀情”。民間說蘇麻喇姑是康熙的初戀,也是他一生唯一真愛過的女人,包括歷史正劇《康熙王朝》裡也把蘇麻喇姑描繪成一個隻比康熙大幾歲的妙齡姑娘。可閻崇年“毫不留情”地給這傳說潑了盆冷水:“孝莊出嫁的時候是14歲,蘇麻喇姑是她陪嫁的丫頭,大概十二三歲吧;康熙是孝莊的孫子,也就是蘇麻喇姑的孫子輩,和蘇麻喇姑至少差了三四十歲,這兩人還能愛得個死去活來?”

閻崇年在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中堅持了“五說”———正、細、慎、通、新。正說,民間流傳很多康乾江南私訪的說法,事實上清帝沒有下江南私訪過;細說,講到光緒死,怎麼死的,病死害死還是毒死;慎說,正確傳達傳遞歷史資訊;通說,既肯定康熙的歷史貢獻,又講細節引人入勝;新說,講出新見解來。正是這樣,閻崇年把一部清十二帝正史講得如同評書一般出彩,把一大批受戲說清宮戲影響的人們拉回到敬畏歷史、珍重歷史的軌道上。

多年來,閻崇年多次應邀赴美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香港特區等地學術機構或高校講學,每到一地,他都受到當地華人華僑和外國友人的歡迎。
閻崇年男,1934年4月生,山東省蓬萊市人。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北京滿學會會長。研究滿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議並創建第一個專業滿學研究機構———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北京滿學會和北京滿學研究基金會。著有《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專著《努爾哈赤傳》、《天命汗》、《中國歷史大事編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等14部。
受楊向奎影響從先秦史轉到清史

  從當年閻崇年的曾祖父帶著乾糧,走了十幾天從老家到北京打工開始,閻家算得上世代經商。由於閻崇年1949年到北京後想讀書,父親和幾個哥哥都很民主,就加上他5個人投票。2個哥哥贊成他上學,父親和1個哥哥贊成他做事,加上他自己的一票,3比2,就通過了他上學的事。最終,他進入了北京6中。

  閻崇年說,“我中學的歷史老師是北師大歷史系畢業的,她上課老向我提問,我就複述她講的故事,她就給我很高的分,所以我基本整個課本都能背下來了。考試成績一好,就對歷史很有興趣,就學歷史了。”之後,閻崇年考入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當時的系主任是白壽彝先生。“他和幾位老師的先秦史講得非常好,白先生開了門課叫班馬比較,就是班固和司馬遷比較。

  還有位老師叫楊釗,我喜歡聽他講先秦諸子。“閻崇年說。

  後來,他又從先秦史轉入了清史,這次也是受到了老師的影響:“我寫了幾篇文章,寫完了自己心裡沒數,就托人請楊向奎先生給看。楊向奎原先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系主任,後來調到北京中國科學院(現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楊先生看完就給我回了一封信,覺得我寫得挺好,又建議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較好找,有大量的檔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較薄弱;第三,清朝的文獻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這是當時的政治口號,學術上回應也是適應當時的形勢。”之後,閻崇年去看望楊向奎,楊向奎又對他說:“你研究先秦史沒有優勢。

  文獻誰都會看,考古材料你沒有,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會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樣,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就這樣,閻崇年痛下決心,從研究先秦史正式改為研究清史。

  差點去了北大教書

  閻崇年研究清史是從康熙入手的。他首先找與康熙有關的書來看,但是,到北京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看這些書需要開介紹信。那裡早上8點開門,去了先得辦手續,書出庫最早得9點,中午11點又回庫,中午不開,下午2點上班,書再出庫就是3點,6點下班,所以5點又得入庫,一天三次,很耗時間。好在首都圖書館後來給閻崇年放寬了限制,中午可以在那呆著,和工作人員一起,人家休息他看書,第2天書也給他留著,不回庫,所以儘管去首圖比北圖遠,他還是樂意去那兒。

  這時,閻崇年已經被分配在一個學校裡工作,由於思想“右傾”,總看線裝書,屬於走“白專”路線,1963年,被下放到南口農場勞動。由於閻崇年勞動表現比較好,群眾關係也不錯,10個人一班,還讓他當班長。勞動時他把書帶下去,休息時就看。可是看書與勞動的氣氛不符合,於是有一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反映他看“封資修”中“封”的東西。領導人還不錯,說你等候處理吧。一個星期後,就又找他談話,讓他白天睡覺,晚上看瓜棚,時間上正好和大家避開了,看書的時間也多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閻崇年在一所中學教歷史課。因為發表了一些學術文章開始引起學界的關注,一些高校想把他調入,其中包括北大。歷史系主任鄧廣銘讀過他發表的文章,想調他去北大教明清史,並說他是建國後非北大畢業生到北大教書的第一人。但是,閻崇年所在的中學不放人,最終沒能調動成。後來,另兩所大學也想調他,但因為同樣的原因都未能如願。

  1980年,閻崇年輾轉調到北京社科院歷史所任所長,開始了他的學者生涯。1984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請閻崇年去做訪問學者,“我說我職稱還沒下來呢,他說你下來了馬上寫信給我,我就一直等,等到1986年,批下來了,1987年初我就聯繫他。他說不行了,我這個主任不做了,新主任是搞當代史的,人家就請當代史的人了。”閻崇年說。後來,他去了費城大學。在美國訪問的半年間,閻崇年到耶魯大學、印第安那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多所高校巡迴演講。

  和易中天風格不一樣

  80年代末,閻崇年在社科院建立了一個滿學研究中心,學刊《滿學研究》按照滿洲八旗,8本一套,出版後反響很好。

  他還每兩年組織召開一次有關八旗的專業國際研討大會,邀請10個中國人,10個外國人參加,不搞開閉幕式,只是討論,發表文章,互相批評,然後再修改、發表。讓他欣慰的是,經由他的開創,滿學研究現在在世界範圍內有了一定影響。

  2004年,中央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找到閻崇年,打算讓他為新欄目“清十二帝疑案”做第一個主講人。閻崇年稱,“開始定我講第一個皇帝,講完後他們說不行,12個都你來講,你接著講順治。我想了一下說行,反正順治我也知道一點,康熙我比較熟。反正搞清史的都是我的朋友,我講錯了他們也不會說。”閻崇年說,當時也沒想到會在專業以外的普及性領域中獲得成功,沒想到這件事情在學術圈外的影響這麼大。他講的是自己研究領域的一部分,清朝到鴉片戰爭之後就沒做什麼研究。清朝每個朝代都有專人研究,他的重點主要是在開國這一段。“就像一個炊事員一樣,什麼菜都可以做,可能有幾個拿手菜如東坡肉、紅燒獅子頭等,但別的菜我也可以做。”近日,閻崇年又重登《百家講壇》,48講的主講題目為《明亡清興六十年》。他認為,史學界素有明清不分家之說,此前,他已經著有《袁崇煥研究論集》、《努爾哈赤傳》《清朝通史·太祖朝》和《清朝通史·太宗朝》,而《清朝開國史研究》正在撰寫之中,他表示,“我現在講的是比較熟悉的一塊,不一定算研究得好,因為入關前的資料我看得多一點,讀到的文獻包括官的私的,國內的海外的,再加上些研究的成果,因此,思考得多一點。明末清初這一段也有些問題難以弄清楚,比如李自成究竟死在什麼地方,就沒有確鑿的證據。”閻崇年稱,不上電視做普及的時候沒覺得很難,真做起來了覺得提高很難,語言需要簡潔、清楚、通俗,這也是一種創造。把引文用平實的語言說清楚了,又準確,又簡明,又清楚,比引文還困難。

  說到另一位因為《百家講壇》迅速走紅的學者易中天,他認為,“各人有個人的風格,易老師有自己的經歷、見解、學識和知識積累,他有他的優長。我有我自己的習慣,我天天看的都是原文,是做文獻研究的,我在講的時候引文很自然地就用到文言文,因為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講得更清楚,更文雅,大夥聽著也新鮮,用大白話銜接不了。所以我的語言是將文言文和白話文兩者結合,把文言文稍微通俗點,大家也聽得懂,這是我的語言特點。比如說,滿族興起後很混亂,今天你搶我,明天我打你,兄弟姐妹之間也互相殘殺。要用普通話說很費事,也不雅。所以我就說‘各部紛爭,戰伐不已,強淩弱,眾暴寡’。很清楚,大家也聽得懂,因為觀眾總有個中學文化程度,中學學過文言文。”閻崇年還認為,“學術‘雅俗共賞’、‘化雅為俗’的‘俗’不是‘低俗’的‘俗’,也不是‘庸俗’的‘俗’。”這是他自己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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