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達嶺位於北京西北60公里處，東經116°65’，北緯40°25’，是峰巒疊嶂的軍都山中的一個山口。明代《長安客話》說，“路從此分，四通八達，故名八達嶺，是關山最高者”。
八達嶺這名，最早見於金代詩人劉迎的長詩《晚到八達嶺下，達旦乃上》和《出八達嶺》。元代，這裡稱“北口”，是與南口相對而言。南口在北京北郊昌平縣境內，從南口到北口，中間是一條40裡長的峽谷，峽谷中有萬里長城的著名關口“居庸關”，這條峽谷因此得名叫“關溝”。八達嶺高踞關溝北端最高處。這裡，兩峰夾峙，一道中開，居高臨下，形勢極其險要。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如建瓴，如窺井。“古人有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之說。
八達嶺山口的特殊地形，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一向駐以重兵把守。八達嶺成為軍事戰略要地，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據《史記》記載和近年來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證明八達嶺一帶在戰國時期築有長城，而今仍見殘牆、墩台遺存，其走向，與今明長城大體一致漢習記載：曾設軍都、居庸兩座關城。
北魏《水經注》說：“居庸關在居庸界，故關名也，南則絕谷，壘石為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其水曆山南，逕軍都界……，”因此，有專家認為漢置居庸關，關址在八達嶺。“居庸”之名從何而來？是秦始皇築長城，從南遷徙一批貧苦農民和囚徒，到軍都山媯川小盆地定居，稱為庸徒居處。漢武帝時，將媯川置居庸縣（仿延慶）。《水經注》所記載的關址地形地貌和山水流勢，與八達嶺的地理環境相同。
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曾在八達嶺一帶修築長城。據《魏書世祖本紀》記載，北魏拓跋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在國都平城（今大同）以北，修築長城，名叫“畿上塞圍”，東起上穀軍都山（即八達嶺一帶），西至黃河岸。後來到北齊王朝天保六年（555年），又修築長城，西起大同，經軍都山東去，把長城延長到了海邊。
八達嶺長城在明朝重新修築。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城牆在軍事上的重要，當了皇帝後，即“高築牆”，設防備戰，其時各州府縣，也紛紛興築城池。朱元璋派大將軍徐達、馮勝等率軍在北方築關制塞，修築長城，加緊練兵屯田，以防元殘餘勢力南侵。
明代萬里長城，再不是單一的一道高牆，而是修築成“層層佈防”的縱深防禦體系，重點地區還修築了多道城牆、關隘。寧夏、陝西、山西、河北等地，都修築了長城複?，山西設置的長城複?就有四條這多。在重要的交通軍事要地，修築多座關城和多道較短的牆，如雁門關的十裡山谷，有28道石牆，可謂“寸土設障，步步為營”。
八達嶺是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第一位帝王秦始皇東臨碣石之後，從八達嶺取道大同，再駕返咸陽，而肖太后巡幸、元太祖入關、元代皇帝每年兩次往返北京和上都之間、明朝帝王北伐、清代天子親征……八達嶺都是必經之地。到于歷代皇親貴族、文人墨客吟誦八達嶺的詩文更是數不勝數，最早留下詩章的是唐代詩人高適，他詩中寫到“絕坡水連下，群山雲共高”。至於在那些民族紛爭、金戈鐵馬的歲月，八達嶺上更是上演過一幕幕恢宏的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