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一下余英時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祖籍卻是安徽潛山,他選擇歷史學與家庭的影響有關,他父親就是當時南開大學的歷史系主任。余英時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但余英時並未在燕京大學待多久,當年他就離開北京去了香港。

  當時錢穆先生正在創辦香港新亞書院,經錢穆親自題試後,余英時成為該學院二年級學生。從1950年至1955年,余英時就在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跟隨錢穆學習,並與錢穆先生結下了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深厚情誼。余英時師承錢穆“從歷史上去尋找中國文化的精神”的治學理念,認為學術研究本身便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只要長期從事嚴肅的研究工作,他們的最後創獲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余英時於1952年新亞書院畢業後即想赴美求學,但是幾經波折,直到1955年才以無國際身份來到美國,就讀于哈佛大學歷史系,師從哈佛燕京社的漢學家楊聯升。楊聯升是除錢穆外,對余英時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學者。1962年余英時獲得了歷史學博士。

  哈佛畢業後,余英時歷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

  因為從前求學的淵源,余英時1973年又回到了香港新亞書院,擔這次是擔起了校長的重任。期間他還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一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余英時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余英時畢生與大學有不解之緣,他在密西根大學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魯十年、普林斯頓14年。

  1974年余英時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是一個從胡適、傅斯年、錢穆以來就有著深厚根基的研究機構,余英時的當選是他的榮譽,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時治學自史學起,後達至中西、古今貫通,其對儒家思想及中國道統文化的現代詮釋自成一體。他的中、英文著述多達數十種。《士與中國文化》、《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傳承中有創新,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為中外史學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參照系。

  其中的《士與中國文化》,在中國國內一再加印,很具影響,這是一本集結了12篇歷史研究的專論,主要的物件都是“士”,採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上的士人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在《到思維之路》中,余英時談到中國已成為歷史上思想戰爭戰火最激烈的角落,學術界激蕩著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結果是剷除了舊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毀了西方學術界傳佈過來的一切思想幼苗,帶來的並不是創建,而是教條,束縛了全中國人的智慧。 余先生指出,中國知識界還沒有完全擺脫殖民地的心態,一切以西方的觀念為最後的依據。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還是來自西方,如依賴理論、批判學說、解構之類,有些所謂思潮似乎是臨時借西方人的杯酒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

  在《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一書中,他把一個史家的深濃學養和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價值關懷結合得相當成功,正如他自己說的,“一個知識份子必須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門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切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國的標準來說,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識份子。”

  余英時的氣質中自有一種獨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嚴在於他從不為學術外的其它勢力所束縛。作為追求純粹的學人,他以一種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儘管“一生禍盡文字出”,他還是堅守著一份傳統知識份子的“迂”,一種單純的倔強。

  治學上一絲不苟、錚錚風骨的余英時,為人卻是很質樸平實、感情醇厚。在“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寂寞學術生涯中,他與夫人陳淑平相濡以沫,白頭偕老。在主持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工作時,有很多遠道而來的學生,余英時總是熱情接待,不辭辛勞,踐行的是仁者愛人、提攜後進的傳統。

  2001年余英時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但仍然保留了榮譽教授頭銜,定居在美國。

  2006年11月,余英時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余英時作品

《士與中國文化》

《現代儒學論》

《歷史與思想》

《史學與傳統》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方以智晚節考》

《論戴震與章學誠》

《漢代中外經濟交通》

《漢代貿易與擴張》

《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現代儒家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方以智晚節考》

《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

《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現年76歲 旅美學者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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