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禮拜堂

在上海西南地區有一條帶有濃郁歐式情調的幽靜 馬路——衡山路。聞名中外的基督教國際禮拜堂就坐落在衡山路53號。站在馬路旁茂盛的法國梧桐樹下,透過歐式風格的鐵柵欄向裡眺望,就能看到在終年翠綠的大草坪映襯下,國際禮拜堂典雅的清水紅磚建築顯示出它特有的莊重、肅穆與祥和。

2001年1月出版的《上海宗教志》這樣描述這座著名的教堂:“國際禮拜堂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磚木結構的建築,該堂呈英國民間鄉村建築風格,堂體平面呈L型,屋頂呈交叉形木屋架。大門朝北,兩邊設尖拱長廊,窗框為弧拱形,鑲嵌梅花紋玻璃。堂的左側為3層樓房,底層為牧師辦公室,三樓是小禮堂。”

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我常常獨自一人漫步在寧靜的衡山路上,不知有多少次凝視過這座已有近八十年歷史的優秀近代建築;又每每在教堂鐘聲敲響時進入大門,在禮拜堂後排座位上靜靜地坐一會。出於對歷史的偏愛,我總讓遐想去追隨那已逝去的歲月,感慨萬分!

教堂的命運,是與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地相聯在一起的。國盛,它則榮;國衰,它則敗。儘管它是一座聖殿,但絕不是世外桃源。國際禮拜堂的歷史,無疑是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的一個縮影。

上海國際禮拜堂門口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瓜分的一塊肥肉。1842年屈辱的《南京條約》簽定後,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等五個城市成為了帝國主義列強掠奪中國的第一站。自此之後的百年歷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簽定不平等條約,接著是賠款、割地、立租界。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天主教、基督教成為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上海這個大碼頭,繼英國、法國等列強前來掠奪後,自然也少不了美國人的光顧。1923年,在華美國人集資在當時的貝當路(今衡山路)開始建造這座教堂,以供在上海的以美國人為主的西方人享用。該堂最終在1925年竣工並開始使用,英文堂名為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稱為國際禮拜堂。

今天,任何人都會明白,在國家處於水深火熱之時,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壓迫之際,這座教堂的主權當然只能在美國人手中,無論是該堂的管理機構理事會的理事,還是該堂的牧師、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國人為主。更為荒唐可悲的是,進入在中國土地上的這座教堂內不能講中文,卻都得講英語。在該堂偶爾有少許幾名中國牧師,也只是充當配角而已。這是一部屈辱歷史的真實寫照。

“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之後,帝國主義便在中國開始活動,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便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1950年9月,由吳耀宗、江文漢、江長川、崔憲祥、劉良模、鄭建業等26名基督教領袖及團體負責人共同倡議發表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一劃時代的三自宣言中的這段結論,不正是對1949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歷史,包括國際禮拜堂歷史,最好的總結嗎?

只有當中國革命勝利,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國際禮拜堂才與全中國千千萬萬座教堂一起,真正回到了中國信徒的手中,國際禮拜堂才得以新生,中國基督教史才得以翻開嶄新的一頁!

新生的國際禮拜堂見證了50年代初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見證了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國人組成的國際禮拜堂理事會推薦出了該堂第一位中國理事長李仲道,當李仲道先生以理事長的身份站在主席臺上代表國際禮拜堂作擁護三自宣言講話時,他的眼眶應該是濕潤的,眾多的中國信徒的眼眶一定也是濕潤的。

1958年,國際禮拜堂同樣見證了上海基督教實行的聯合禮拜,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匯區聯合禮拜的主要場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國際禮拜堂與全國千千萬萬個教堂一樣,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堂裡的管風琴、洗禮池、銅十字架等宗教設備毀於一旦。禮拜堂的石柱在流淚,信徒的心在流淚!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開的一次歷史性會議改變了整個中國。不久,牧師與信教群眾隨之獲得了相應的尊嚴,莊嚴的禮拜堂同樣再次獲得了它的新生,人們比作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一個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星期日,千萬個信徒會永遠銘記著的一天。因“文革”而關閉了15年之久的國際禮拜堂重新開放!從清晨開始它就迎來了來自四面八方久違了的信徒,整日絡繹不絕。信徒眼中盈著熱淚,牧師眼中也盈著熱淚,他們相互擁抱著,祝賀著。這是幸福之淚,喜悅之淚!從此,莊嚴的聖樂又重新在大堂內回蕩!

如今,隨著參加崇拜的信徒人數越來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兩場禮拜開始之前,大堂、二樓大廳、三樓小禮拜堂, 1400餘個座位就早已坐滿。90年代來,信徒先後奉獻了雙層大型電子琴、三角鋼琴、閉路電視等設備,近年在大堂內又安裝了幾台大功率空調機,既增加了宗教氣氛,又使禮拜堂條件大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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