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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山的美景都有什麼

五一我們單位去武臺山旅遊,不知道那裡都有什麼好玩的,請大家告訴我, 免得我去了卻沒有玩到應該玩的,看到應該看的!

五臺山座落在山西省東北部,曲折連綿,千姿百態。東、西、南、北、中五峰對峙,雄偉壯麗。“(峰)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稱五臺山,或五頂山。巍巍五台頂,海拔均在三千公尺左右,氣候嚴寒。“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古人有詩曰:“五月行蹤人大孚(寺),萬松如剪雪平鋪”。故又稱清涼山,或清涼五臺山。

一、五臺山佛寺創建略述

五臺山與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並稱四大佛教名山。關於五臺山佛寺的創建,自唐代以來,傳說頗多。“東漢說”和“北魏說”是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萬歷時,五臺山獅子窩寺的鎮澄,認為五臺山佛寺的創建,始于東漢明帝邀請攝摩騰來華傳播佛法之際,亦即一般認為中國有佛教之初。他在其編撰的《清涼志》中說:“漢明帝時,摩騰西至,以慧眼觀清涼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雲無憂天竺鐵輪王也,能驅使鬼神,將佛舍利造八萬四千塔藏之,散佈閻浮,五臺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額曰大孚靈鷲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傳。”鎮澄說他的說法乃導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律師《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簡稱《感通錄》或《感通傳》)。由於鎮澄的《清涼志》在國內外流傳很廣,所以,五臺山創寺于東漢的說法也廣為流行。然而,道宣在《感通錄》中卻是這樣記述的:“(五臺山)其山屬岱州五台縣,備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從台東南而下三十裡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雲漢明帝所造。”在這裡,道宣只是說大孚靈鷲寺“古老傳雲漢明帝所造”,並未言及摩騰云云。可見,鎮澄的五臺山東漢創寺說,乃是一種傳說加演義。

唐高宗時釋慧祥編撰的《清涼傳》,是記述五臺山佛教史跡最古老的專著,故又稱《古清涼傳》。《古清涼傳》說:“大孚圖寺(即大孚靈鷲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雲:“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按照這一記載,五臺山佛教肇興于北魏孝文帝時,大孚圖寺和清涼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時創建的。

唐文宗時,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臺宗第三代祖師、日本僧人圓仁慈覺大師,在其入五臺山求法巡禮的日記中寫道:“有清涼寺,今管南台。此五臺山,都號清涼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號清涼寺。”按照這一記載,五臺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大孚靈鷲寺而是清涼寺。這也是對於東漢創建大孚靈鷲寺之說的一個有力否定。

清代著名史學家顧炎武,對五臺山的佛教史實進行過認真的考訂。他在《五臺山記》中說:“五台在漢為慮擄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又說:“而彼教之人,以為攝摩騰白天竺來,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台,在洛陽(白馬寺)而不在此(五臺山)也。”在這裡,顧炎武明確地指出,明釋鎮澄是將佛教典籍中關於攝摩騰來華後居住的洛陽白馬寺清涼台,誤當作清涼五臺山了。

我們將關於五臺山佛寺創建的“東漢說”和“北魏說”加以比較,不難看出,在佛教界長期流傳的“東漢說”,宗教色彩極為濃厚,與史實相距甚遠,不足為信。而“北魏說”則比較可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的《宗教詞典》亦說五臺山的佛教肇興于北魏孝文之際,曰:“北魏時即建有佛寺”。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當然,在北魏時期,五臺山佛數仍是處於草創階段。那時,寺廟並不多,規模亦不大。大孚圖寺只有“東西二堂”,佛光寺僅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間”。這與《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北魏都城洛陽“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的興盛景象是無法相比的。據史籍記載,“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僅有佛堂數間的五臺山寺廟,在北魏佛教界顯然不占重要地位。


二、五臺山佛教聖地的形成

五臺山成為佛教聖地,並在中外佛教界發生重大影響,是從唐代開始的。有唐一代是五臺山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視五臺山為“祖宗植德之所”。李淵在起兵反隋時,就對佛教許下大願,說當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寶。武德二年( 619)李淵便在京師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務。唐太宗即位後,重興譯經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三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貞觀九年( 635),下詔曰:“五臺山者,文殊必宅,萬聖幽(木妻),境系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臺山建十?,度增數百。”

武則天在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非常重視佛教的作用。長壽二年( 693),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譯《寶雨經》,稱菩薩現女身,為武則天上臺大造輿論。證聖元年( 695),又命菩提流志和實叉難陀重新翻譯《華嚴經》。聖曆二年(699)譯畢。新譯《華嚴經》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于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長安二年( 702),武則天自稱“神遊五頂(清涼五臺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臺山的代表寺院清涼寺。工峻後,命大德感法師為清涼寺住持,並封其為“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主掌京國僧尼事。”這是五臺山在全國佛教界取得統治地位的發端,也是五臺山在封建統治者的利用和挾持下,發展成為名山聖地的開始。

據記載,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留神聖境,禦劄天衣,每光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於百辟歸崇,殊幫齎供,不可悉記矣。”顯而易見,從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對五臺山佛教給予極大的支持和扶助。

從佛教經典來看,除新譯《華嚴經》說文殊菩薩住處“名清涼山”外,《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也雲:“佛告金剛密跡王言:我滅度後,于此南贍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項,文殊童子遊行居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由於佛教經典中所說的文殊菩薩住處——“清涼山”“五頂山”,同五臺山的地形、氣候、環境,極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臺山這個“五峰聳出”“曾無炎暑”的自然存在物,當作是他們虛幻世界裡的文殊菩薩住地了。這樣,五臺山就成了佛教徒們競相朝禮的聖地,馳名中外,顯赫於世。不言而喻,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強盛而名揚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備受推崇,文殊菩薩尤其為佛教徒所尊崇。國家規定,全國所有寺院的齋堂,都必須供奉文殊菩薩像。由於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薩,視五臺山為佛教聖地,所以五臺山空前隆盛,名僧輩出,澄觀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澄觀,(738-839),俗姓夏侯,字大休,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十一歲,在應天寶林寺出家,十四歲得度,三十九歲時,“誓遊五台,一一巡禮。”在遍訪五臺山名?勝跡之後,留居大華嚴寺研討《華嚴經》,在寺中主講《華嚴經》五年。後來,澄觀覺得“華嚴舊疏,旨約文繁。”於是,“旦暮策懷,思惟造疏。”唐德宗興元元年( 784)四月八日,澄觀謝絕交遊,在大華嚴寺制疏閣重新注疏《華嚴經》。至德宗貞元三年(787)十一月五日,歷時三年多,終於著述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唐代宗時,澄觀被代宗“事以師禮”。唐德宗又尊其為“教授和尚”,“詔受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憲宗即位,“敕有司別鑄金印,遷賜僧統清涼國師之號,統冠天下緇僧,主教門事。”“穆宗,敬宗鹹仰巨(大)休,悉封大照國師。文宗太(大)和五年,帝受心戒于師。開成元年,帝以師百歲壽誕,賜農財食味,加封大統國師。”“中外台鋪重臣,鹹以八戒禮而師之”。澄觀“生曆九朝,為七帝師”,于唐文宗開成四年( 839)卒,年一百零二。唐文宗“特輟朝三日”,命“重臣縞素”,隆重葬之。被尊為“華嚴宗第四代祖師”。有唐一代,五臺山名僧輩出,這也是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再一標誌,是佛教寺院的大規模興建和僧侶人數的增多。在唐代,五臺山見諸記載的佛寺就有七十餘所,且規模十分宏偉,僅以金閣寺的興建為例略述如下:

金閣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不空三藏與玄奘三藏、鳩摩羅什齊名,是我國佛經的三大譯師之一。譯有《金剛頂經》等大乘及密宗經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也是我國佛教密宗的創始人。不空三藏備受朝廷優禮,唐代宗稱之為“我之宗師,人之舟揖”。金閣寺的建築式樣,就是不空三藏參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蘭陀寺設計的。為了建造金閣寺,皇帝、皇親和百官捐贈了大量金錢,唐代宗甚至下詔命令全國十節度使都要為建造金閣寺慷慨捐助。建造金閣寺的材料和工匠來自全國各地,耗資“計錢巨億萬”。金閣寺于唐代宗大曆二年( 767)興工,大曆五年( 770)工峻,歷時三年,建築工藝十分精美。寺中壯麗的金閣分上中下三層,高百餘尺,“鑄銅塗金為瓦”,“照耀山谷”。寺成之後,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閣寺。可惜這樣雄偉壯麗的建築,在唐武宗滅佛時已被摧毀殆盡,早已蕩然無存了。

隨著佛寺的興建和擴大,五臺山的僧侶人數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貞元年間,合山僧尼達萬人之眾。佛教本來是李唐王朝用以維護統治的工具,但自安史之亂後,由於國家徭役征派極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們逃避徭役的隱避所。寺院僧侶亦趁均田制破壞之機,兼併土地,驅使奴婢,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為非作歹。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使僧侶地主同封建國家和世俗地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三人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於佛。已有毀禁佛教的意圖。武宗繼位,發怒說,使我民窮困者乃佛,遂於會昌五年(845)下詔廢佛,命令拆毀寺字,勒令僧尼還俗。綜計全國拆毀大小寺廟四萬四千六百餘所,僧尼還低二十六萬餘人,收回土地數千萬頃。五臺山亦不例外,僧侶散盡,寺廟被毀。唐宣宗即位,又再興佛教。政府規定五臺山的度增數仍達“五千僧”。實際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增,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縱觀歷代五臺山的僧侶人數,以唐代為最多。寺廟林立,僧侶若雲,這也是唐代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一個標誌。

唐代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再一個標誌,是外國佛教徒競相朝禮和對五臺山的無限景仰。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國際上聲望甚高,是亞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五臺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鮮和斯里蘭卡等國佛教徒的景仰。朝禮五臺山和到五臺山求取佛經佛法的外國僧侶很多。其中日本僧侶不僅人數眾多,而且還有許多著名高僧,諸如惠萼、靈仙、圓仁、慧運、圓修、宗睿等等。日本天臺宗三祖圓仁慈覺大師在五臺山“求法巡禮”時,曾將日本不能論決的天臺宗疑難問題三十條,請我國天臺宗高僧、五臺山大華嚴寺的志遠法師裁決。日本佛教徒稱之為“唐決”。他們不但在五臺山求得許多佛教經典,而且還將“五臺山土石”當作聖物帶回日本。靈仙三藏,是兼通日、漢、梵三種語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臺山求法巡禮更長達七年之久,從五臺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許多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太和元年( 827),逝於五臺山靈境寺。日本不但佛教僧侶對五臺山和文殊菩薩非常崇仰,“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樂於施捨大量黃金,作為五臺山文殊菩薩的供養費用”。唐武宗會昌四年( 844),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還“特派惠萼入唐,把親手制的繡文袈裟施給那裡的僧眾,把寶幡及鏡奩等具施給五臺山。”

總之,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是唐代形成的,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強盛的國威,伴隨著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擴大顯赫於世的。

三、宋元時期五臺山佛教的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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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除了寺廟什麼都沒有
五臺山座落在山西省東北部,曲折連綿,千姿百態。東、西、南、北、中五峰對峙,雄偉壯麗。“(峰)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稱五臺山,或五頂山。巍巍五台頂,海拔均在三千公尺左右,氣候嚴寒。“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古人有詩曰:“五月行蹤人大孚(寺),萬松如剪雪平鋪”。故又稱清涼山,或清涼五臺山。

一、五臺山佛寺創建略述

五臺山與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並稱四大佛教名山。關於五臺山佛寺的創建,自唐代以來,傳說頗多。“東漢說”和“北魏說”是兩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萬歷時,五臺山獅子窩寺的鎮澄,認為五臺山佛寺的創建,始于東漢明帝邀請攝摩騰來華傳播佛法之際,亦即一般認為中國有佛教之初。他在其編撰的《清涼志》中說:“漢明帝時,摩騰西至,以慧眼觀清涼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雲無憂天竺鐵輪王也,能驅使鬼神,將佛舍利造八萬四千塔藏之,散佈閻浮,五臺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額曰大孚靈鷲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傳。”鎮澄說他的說法乃導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律師《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簡稱《感通錄》或《感通傳》)。由於鎮澄的《清涼志》在國內外流傳很廣,所以,五臺山創寺于東漢的說法也廣為流行。然而,道宣在《感通錄》中卻是這樣記述的:“(五臺山)其山屬岱州五台縣,備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從台東南而下三十裡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雲漢明帝所造。”在這裡,道宣只是說大孚靈鷲寺“古老傳雲漢明帝所造”,並未言及摩騰云云。可見,鎮澄的五臺山東漢創寺說,乃是一種傳說加演義。

唐高宗時釋慧祥編撰的《清涼傳》,是記述五臺山佛教史跡最古老的專著,故又稱《古清涼傳》。《古清涼傳》說:“大孚圖寺(即大孚靈鷲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雲:“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於今在焉。”按照這一記載,五臺山佛教肇興于北魏孝文帝時,大孚圖寺和清涼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時創建的。

唐文宗時,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臺宗第三代祖師、日本僧人圓仁慈覺大師,在其入五臺山求法巡禮的日記中寫道:“有清涼寺,今管南台。此五臺山,都號清涼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號清涼寺。”按照這一記載,五臺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大孚靈鷲寺而是清涼寺。這也是對於東漢創建大孚靈鷲寺之說的一個有力否定。

清代著名史學家顧炎武,對五臺山的佛教史實進行過認真的考訂。他在《五臺山記》中說:“五台在漢為慮擄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又說:“而彼教之人,以為攝摩騰白天竺來,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台,在洛陽(白馬寺)而不在此(五臺山)也。”在這裡,顧炎武明確地指出,明釋鎮澄是將佛教典籍中關於攝摩騰來華後居住的洛陽白馬寺清涼台,誤當作清涼五臺山了。

我們將關於五臺山佛寺創建的“東漢說”和“北魏說”加以比較,不難看出,在佛教界長期流傳的“東漢說”,宗教色彩極為濃厚,與史實相距甚遠,不足為信。而“北魏說”則比較可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編的《宗教詞典》亦說五臺山的佛教肇興于北魏孝文之際,曰:“北魏時即建有佛寺”。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當然,在北魏時期,五臺山佛數仍是處於草創階段。那時,寺廟並不多,規模亦不大。大孚圖寺只有“東西二堂”,佛光寺僅有“佛堂三間,僧室十餘間”。這與《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北魏都城洛陽“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的興盛景象是無法相比的。據史籍記載,“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僅有佛堂數間的五臺山寺廟,在北魏佛教界顯然不占重要地位。


二、五臺山佛教聖地的形成

五臺山成為佛教聖地,並在中外佛教界發生重大影響,是從唐代開始的。有唐一代是五臺山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視五臺山為“祖宗植德之所”。李淵在起兵反隋時,就對佛教許下大願,說當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寶。武德二年( 619)李淵便在京師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務。唐太宗即位後,重興譯經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三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貞觀九年( 635),下詔曰:“五臺山者,文殊必宅,萬聖幽(木妻),境系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臺山建十?,度增數百。”

武則天在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非常重視佛教的作用。長壽二年( 693),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譯《寶雨經》,稱菩薩現女身,為武則天上臺大造輿論。證聖元年( 695),又命菩提流志和實叉難陀重新翻譯《華嚴經》。聖曆二年(699)譯畢。新譯《華嚴經》說:“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以來,諸菩薩眾于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長安二年( 702),武則天自稱“神遊五頂(清涼五臺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臺山的代表寺院清涼寺。工峻後,命大德感法師為清涼寺住持,並封其為“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主掌京國僧尼事。”這是五臺山在全國佛教界取得統治地位的發端,也是五臺山在封建統治者的利用和挾持下,發展成為名山聖地的開始。

據記載,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留神聖境,禦劄天衣,每光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於百辟歸崇,殊幫齎供,不可悉記矣。”顯而易見,從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對五臺山佛教給予極大的支持和扶助。

從佛教經典來看,除新譯《華嚴經》說文殊菩薩住處“名清涼山”外,《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也雲:“佛告金剛密跡王言:我滅度後,于此南贍部州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項,文殊童子遊行居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由於佛教經典中所說的文殊菩薩住處——“清涼山”“五頂山”,同五臺山的地形、氣候、環境,極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臺山這個“五峰聳出”“曾無炎暑”的自然存在物,當作是他們虛幻世界裡的文殊菩薩住地了。這樣,五臺山就成了佛教徒們競相朝禮的聖地,馳名中外,顯赫於世。不言而喻,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強盛而名揚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備受推崇,文殊菩薩尤其為佛教徒所尊崇。國家規定,全國所有寺院的齋堂,都必須供奉文殊菩薩像。由於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薩,視五臺山為佛教聖地,所以五臺山空前隆盛,名僧輩出,澄觀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

澄觀,(738-839),俗姓夏侯,字大休,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十一歲,在應天寶林寺出家,十四歲得度,三十九歲時,“誓遊五台,一一巡禮。”在遍訪五臺山名?勝跡之後,留居大華嚴寺研討《華嚴經》,在寺中主講《華嚴經》五年。後來,澄觀覺得“華嚴舊疏,旨約文繁。”於是,“旦暮策懷,思惟造疏。”唐德宗興元元年( 784)四月八日,澄觀謝絕交遊,在大華嚴寺制疏閣重新注疏《華嚴經》。至德宗貞元三年(787)十一月五日,歷時三年多,終於著述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六十卷。唐代宗時,澄觀被代宗“事以師禮”。唐德宗又尊其為“教授和尚”,“詔受鎮國大師號,進天下大僧錄。”憲宗即位,“敕有司別鑄金印,遷賜僧統清涼國師之號,統冠天下緇僧,主教門事。”“穆宗,敬宗鹹仰巨(大)休,悉封大照國師。文宗太(大)和五年,帝受心戒于師。開成元年,帝以師百歲壽誕,賜農財食味,加封大統國師。”“中外台鋪重臣,鹹以八戒禮而師之”。澄觀“生曆九朝,為七帝師”,于唐文宗開成四年( 839)卒,年一百零二。唐文宗“特輟朝三日”,命“重臣縞素”,隆重葬之。被尊為“華嚴宗第四代祖師”。有唐一代,五臺山名僧輩出,這也是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


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再一標誌,是佛教寺院的大規模興建和僧侶人數的增多。在唐代,五臺山見諸記載的佛寺就有七十餘所,且規模十分宏偉,僅以金閣寺的興建為例略述如下:

金閣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不空三藏與玄奘三藏、鳩摩羅什齊名,是我國佛經的三大譯師之一。譯有《金剛頂經》等大乘及密宗經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也是我國佛教密宗的創始人。不空三藏備受朝廷優禮,唐代宗稱之為“我之宗師,人之舟揖”。金閣寺的建築式樣,就是不空三藏參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蘭陀寺設計的。為了建造金閣寺,皇帝、皇親和百官捐贈了大量金錢,唐代宗甚至下詔命令全國十節度使都要為建造金閣寺慷慨捐助。建造金閣寺的材料和工匠來自全國各地,耗資“計錢巨億萬”。金閣寺于唐代宗大曆二年( 767)興工,大曆五年( 770)工峻,歷時三年,建築工藝十分精美。寺中壯麗的金閣分上中下三層,高百餘尺,“鑄銅塗金為瓦”,“照耀山谷”。寺成之後,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閣寺。可惜這樣雄偉壯麗的建築,在唐武宗滅佛時已被摧毀殆盡,早已蕩然無存了。

隨著佛寺的興建和擴大,五臺山的僧侶人數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貞元年間,合山僧尼達萬人之眾。佛教本來是李唐王朝用以維護統治的工具,但自安史之亂後,由於國家徭役征派極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們逃避徭役的隱避所。寺院僧侶亦趁均田制破壞之機,兼併土地,驅使奴婢,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為非作歹。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使僧侶地主同封建國家和世俗地主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三人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於佛。已有毀禁佛教的意圖。武宗繼位,發怒說,使我民窮困者乃佛,遂於會昌五年(845)下詔廢佛,命令拆毀寺字,勒令僧尼還俗。綜計全國拆毀大小寺廟四萬四千六百餘所,僧尼還低二十六萬餘人,收回土地數千萬頃。五臺山亦不例外,僧侶散盡,寺廟被毀。唐宣宗即位,又再興佛教。政府規定五臺山的度增數仍達“五千僧”。實際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增,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縱觀歷代五臺山的僧侶人數,以唐代為最多。寺廟林立,僧侶若雲,這也是唐代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一個標誌。

唐代五臺山佛教聖地形成的再一個標誌,是外國佛教徒競相朝禮和對五臺山的無限景仰。唐朝國威強盛,經濟繁榮,在國際上聲望甚高,是亞州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大,五臺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鮮和斯里蘭卡等國佛教徒的景仰。朝禮五臺山和到五臺山求取佛經佛法的外國僧侶很多。其中日本僧侶不僅人數眾多,而且還有許多著名高僧,諸如惠萼、靈仙、圓仁、慧運、圓修、宗睿等等。日本天臺宗三祖圓仁慈覺大師在五臺山“求法巡禮”時,曾將日本不能論決的天臺宗疑難問題三十條,請我國天臺宗高僧、五臺山大華嚴寺的志遠法師裁決。日本佛教徒稱之為“唐決”。他們不但在五臺山求得許多佛教經典,而且還將“五臺山土石”當作聖物帶回日本。靈仙三藏,是兼通日、漢、梵三種語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臺山求法巡禮更長達七年之久,從五臺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許多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太和元年( 827),逝於五臺山靈境寺。日本不但佛教僧侶對五臺山和文殊菩薩非常崇仰,“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樂於施捨大量黃金,作為五臺山文殊菩薩的供養費用”。唐武宗會昌四年( 844),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還“特派惠萼入唐,把親手制的繡文袈裟施給那裡的僧眾,把寶幡及鏡奩等具施給五臺山。”

總之,五臺山作為佛教聖地是唐代形成的,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強盛的國威,伴隨著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擴大顯赫於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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