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對道路命名的一種方案為基礎制定的，沒有特別的指向，主要道路多採用主要的省市名。
這些路名，解放後變動也不大。
解放後，新政權要對上海的路名要進行改置，後來的大量全國地名路名就是這樣出現了，當然也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路名．－－如中華路就是原有的路名．
一般而言，上海道路的地名是與全國的省份的各大體方位大致相同，如我國的東北省份在東北方向，反映在上海的地名上也在上海的東北方向。松花江路，鞍山路等，在楊浦區--在上海的東北區。
還有上海地名的命名規則是，縱向（南北走向）是省的名稱，橫向（東西走向）則是省以下的市、地區、縣的名稱，如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是橫向；而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福建路，浙江路，貴州路，廣西路，西藏路等－－縱向。當然也有特例，如廣東路它是省名的路，但它卻是橫向。
這規則在後來的運用上，基本上是這樣的，可能特例會比較多。如成都路它是縱向的，但按規則它應該用在橫向的路名上。
上海：路名解讀城市
□本報駐滬記者沈穎攝影李江松
“私人記憶檔案”
一個熟悉的地名往往構成記憶的大海，而地名像珊瑚礁保存一個錯綜的秘密，在人和地名之間有一份默契。
有些說來還不無諷刺。周澤雄在他的上海回憶錄裡寫道：“然我的初戀得以在花溪路展開算得一個好兆頭，但正是在凱旋路，我陷入了愛情的滑鐵盧。還有一次，當我自以為已經優哉遊哉地把愛情從武甯路牽扯到富民路，繼而又從市中心的襄陽公園大踏步地拓展到僻遠的臨江公園時，在一條大名叫‘團結’的路上，我和她又差點雞飛蛋打。”
地名是有其象徵意味的，但這份意味不可能得到人民幣那樣的共同流通和集體接受，亦即不可能是字面上的那種，它屬於你，而你或許又無從向他人道及。
仇女士家在四川路邊的一座小洋房，雖然是與六戶人家合住。畢業于著名的復興中學，在四川北路頂端。這條路上的每一寸瀝青和水泥都見證了她20歲以前的青春，用她的話說：“這條街上每一爿店鋪裡面的每一個櫃檯賣什麼，我都知道。”
但是她的領地發生了巨大變化。每一次仇女士回娘家到四川路來轉轉，都會發現變化的東西。說到這裡時她的眼角不住向上翹動，仿佛是一個王后在說後花園裡，那個粗心的園丁沒有按照她的意思修剪，結果“弄得一塌糊塗”。
她曾經是這條路當之無愧的主人，至少是主人之一。而她的丈夫周先生則不是。他出生于四川路不遠的海拉爾路。兩條路之間還有一條路，名叫四平路。在人口密集的虹口區，四平路一度是一個分界，它的東面是海拉爾路等地的棚戶區，以蘇北人為主，以西是四川北路、歐陽路等廣東人的後裔。在1949年以後上海相對封閉的日子裡，四平路兩側是兩個街區，也是兩個階級，周先生為了打通這兩個街區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過年前周先生回到海拉爾路，看到自己愛之恨之的棚戶區已經被推倒。這裡成了新的住宅社區，均價達到7000元一平米。他說他感覺“一下子被嗆住了”，只能把車停好悠悠地抽了很長時間的煙。
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關於地名的私人檔案袋，各種地名都已被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分別歸檔。
敲入城市的歷史密碼
而對於一座城市，地名就像一套密碼，你只有瞭解這座城市的全部底蘊，才有可能一一破譯。
上海的城區不斷擴大的過程，就是路名規律變化的過程。最早的上海城區局限于現在黃浦區南部還被稱為南市（以前這裡是單獨的南市區）的一個部分。聚集了一批“尚文路”、“蓬路”、“望雲路”等一批並不規整的路名和以當地大姓為命名的很多弄堂，“翁家弄”、“吳家弄”等。也許當年的上海太小了，人口也不多，路名混雜不至於讓人迷路。
隨著上海的變化，馬路在被拓寬、延長和對接，這些路名也正在逐漸消失。但這個地區作為上海核心的時間是最長的，有好幾百年———對於年輕的上海來說，這個數字和史前已經沒什麼區別了。
1840年以後，南市北面的一條小河“洋涇?”開始引人注目，這條普通的小河成了英租界南緣的界河，同時也成了兩種社會制度的界河，“東方”和“西方”的界河。其兩岸也成了標準的華洋混居地，於是一系列不中不洋的詞彙被冠名為“洋涇?英語”。
由於迅速膨脹的人口，租界之間的頻繁往來，濱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爭論，最後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寫的中國大馬路：愛麗詩路。上海解放後更名延安路，革命聖地之路。改革開放之後，這裡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橋。由一條河，變成一條馬路，又變成一條空中通衢大道，這不僅是一條路的歷史，而且是映照著城市成長的城市發展史。
“一直到今天，要是只用一個詞彙來概括上海，‘洋涇?’可能還是最合適的稱謂，雖然這條小河已經不復存在近一個世紀了。”研究上海歷史的老先生說。
上海若沒有淮海路，上海人將失卻很多精緻和布爾喬亞式的生活熱情，這條最初由法國人籌畫的大街，最早在1901年時叫“寶昌路”，寶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的一位董事，一位“愛法國，也愛中國”的法國佬。他在法租界連續當了17年公董局董事，管理法租界的市政建設。1914年改為霞飛路。早在1885年，這個年輕的法國工兵士官乘船到上海遊玩，除了法國的孩子們對其頗感興趣以外，無人理會。但當歐洲大戰爆發，霞飛在戰場上屢建功勞，榮升法國東路軍總司令後，法租界公董局的先生們立即想起這位霞飛將軍曾經來過上海，尤其是瑪納之戰，霞飛力挽狂瀾，拯救了法國的危亡，法租界董事局的官員們欣喜若狂，立即決定從1914年開始將上海最繁盛的寶昌路改名為“霞飛路”。“霞飛路”叫了35年，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為紀念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大戰役之一——淮海戰役的勝利，這條路改為淮海路。租界全部收回，霞飛路才改名為淮海中路。淮海路全長約6公里，現分為淮海東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這是一條繁華而又高雅的大街，一條堪與巴黎的香榭麗舍、紐約的第五大道、東京的銀座、新加坡的烏節路媲美的大街。尤其在行人稀少的晚上，讀過幾部法國小說的姑娘會自我感覺特好地把高跟鞋踩得跪響。
江灣五角場，它在國民政府時期一度倒是有希望成為上海的政治中心，所有東西走向的路都是以“政”字開頭：政通路、政立路、政民路等等，而所有南北向的路都以“國”字開頭：國定路、國和路、國順路等等。還有一條小路的名字竟叫“國庠路”，這個“庠”字被用作路的名稱，怕是全國鮮見。
結果，1949年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它一直成為上海的西伯利亞，在疏離中感受流放。
以路的名義生長
隨著上海城市的不斷發展，市區面積擴大速度驚人。路名需求更加豐富，相應的規則就只能以一個大概的原則而行。這個原則就是儘量以國內的地名為路名，而且被命名的地區在全國的位置應該大致相當於這條路在上海的位置，同時不影響原有的主要道路。這也許是一種表達舉國融融、四海一家的方式，並附帶削弱上海人的本位意識。只是，在這份表達欲過於強烈時，地名應有的地域色彩也會剝離。東西向馬路以城市命名，南北向馬路以省份命名，遂使得南京路、延安路或福建路、山東路云云，不見得比紐約第五大街或第十六大街更具個性。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上海市區邊緣出現了地區路名集群這樣一個有趣狀況，同省的地名在地圖上被集中在一起。西南角上出現“欽州路”、“柳州路”等（分別都是廣西地名），東北角則出現“鞍山路”、“雙陽路”（東北地名），正北方則有“呼瑪路”、“呼蘭路”（黑龍江地名）。
事實上這一規則在上海沿用時間很長，但是隨著城區範圍的擴大該規律一直在起作用，同時新的命名又要考慮到不影響原有路名，因此有些地區在地圖上離得很近，而在上海又離得很遠，出現了多個東北集群等有趣狀況。最典型的就是虹口區的赤峰路、多倫路等原上海市區的東北角，現在基本處於應該叫“上海路”或者“連雲港路”的位置，非常有趣。
有安徽的好事者以此為據向上海市圖書館提問：為什麼在上海沒有一條安徽路呢？振振有詞的。
這個問題讓上海圖書館的同志有些為難，我的主觀臆測是，在有可能命名“安徽路”的地方，一直沒有出現一條需要命名的馬路。要知道考證為什麼沒有“安徽路”，比考證為什麼有條路叫“安徽路”更難。
實際上，起名字總是具有一定的隨意性，沒有哪條馬路是生來就一定要叫某個名字不可的，而用來命名馬路的省名，也不是只缺了安徽一個。
浦東開發後最受益的當屬陸家嘴一帶（陸家嘴相傳為三國時東吳大將陸遜的原籍所在），一些並不出名，經濟也不很發達的山東地名成了上海出現頻率極高的詞彙，比如博山、乳山等。
1990年代以後的發展突然讓人們發現路名原來可以是一種無形財富。上海市地名辦的負責人說，上海本沒有寧夏路，寧夏回族自治區主動申請命名的，寧夏的廣夏集團、寧夏枸杞等著名品牌企業和特色產品也就順理成章的進駐了寧夏路，為在上海市場大展手腳打開突破口。
在雲南開遠市的要求下，又有了開遠路。市地名辦的人士說，現在一套嶄新的路名命名辦法正在實施之中。一些路名開始披上炫目的時代色彩：如世紀大道、五洲大道等；而張江高科技園區出現了一批李時珍路、牛頓路等科學家的紀念路，似乎標誌著這個地區的高科技含量。
路名無言，卻幾乎是我們政治、社會生活演變過程的顯示卡。而任何一項試圖窮盡地名意味的努力，也就難免成為美麗的愚蠢。
地名標識出一個個個體生命或城市生命的車站，不管我們曾作過逗留還是呼嘯而過，我們都已進入了它珊瑚礁般的纏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