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楊永泰"?

楊永泰,字暢卿,廣東茂名人,1880年生,先後畢業于廣東高等學堂與北京法政專門學校。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任臨時眾議院議員,並參加國民黨。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党,張耀曾、谷鐘秀、李根源等國民黨右翼則以研究歐事為名另組歐事研究會,後改名政學會,同孫中山分道揚鑣。楊永泰時為政學會成員。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楊永泰又追隨張耀曾等來到廣東,同滇桂軍閥相勾結,對孫中山動輒掣時,稱為政學系。這時,楊永泰靠著同政學系首領岑春?(1918年7月排擠孫中山後任護法軍政府總裁主席)及桂系軍閥的關係,先後出任軍政府財政廳長與廣東省長等要職。 1921年桂系軍閥在廣東的統治垮臺後。楊永泰遂逃往上海賦閑。1927年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南京成立起國民政府,氣勢日熾。楊永泰則經過多年的韜光晦跡,選定了蔣介石作為新靠山。於是,他在上海南京東路東亞酒店包租了一組三套頭的房間(包括臥室、會客室、浴室各一間),招待來自南京的達官貴人,一切吃喝玩樂均由他供應。其中,尤其是對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來滬上,多被楊永泰接至東亞酒店供養,酒肉女色,一應俱全。這樣,大致在1929年,楊永泰終於當上了交通部“顧問”。接著,他又抓緊研究蔣介石的思想作風及其生活習慣,經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時任交通部次長)等打聽蔣介石的“起居注”。蔣對王陽明的學說頗有興趣,又喜好曾國藩的家書。楊永泰聞知便將《王陽明集》與《曾文正公全集》買回來細細捧讀,揣摩不輟……

1930年秋,楊永泰經張群、熊式輝引見,得以晉見蔣介石,一經交談,蔣氏大喜過望,以為楊是當今“臥龍先生”,當即委派他為鄂豫皖三省“剿總”參議,並讓他隨行到漢口“參贊戎機”。


由於楊永泰熟悉中國近數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盤”與“底帳”,且能“善體聖意”,將蔣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離十,他“向蔣條陳時事意見,往往‘報可’”。很討蔣介石歡心,很快就由“剿總”參議兼秘書擢升為秘書長(1932年),隨侍蔣介石左右,成為蔣介石在“十年內戰”中的重要幫手。

楊永泰政治生涯中最為得意的“絕好文章”(周佛海語)乃是1932年他的那份上蔣介石“萬言書”。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紅色政權。分佈在鄂豫皖湘贛五省邊界,成了蔣介石的心腹之患。蔣介石坐鎮武漢正準備組織第四次“圍剿”而心裡無底。楊永泰則抓住時機,在這份“萬言書”裡提出將與革命根據地接壤的區域劃為五省“剿匪總部”直轄的軍事區域,建議在這些區域內建立行政督察專員的制度,不受各該省政府節制。“萬言書”還提議在五省試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團,並逐步推向全國。“萬言書”的核心是闡述“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提出“硬幹、實幹、快幹”的“平匪”“三幹政策”以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綱領。很快,蔣介石就採納了楊永泰的主張,把南昌行營簡化為兩個廳(原來為七個廳),這就是以參謀長賀國先兼任廳長的軍事廳(第一廳)和以秘書長楊永泰兼任廳長的政治廳(第二廳)。當時即有人惡作劇地將第一廳稱為“三分廳”,叫第二廳為“七分廳”。

“萬言書”因此成為蔣介石在“十年內戰”期間反共反紅軍的政治一軍事理論核心與基本策略。原“新政學系”骨幹成員、南昌行營第二廳第一組組長王又庸稱:楊永泰的“政治剿匪論”“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方略上的某些轉變,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年中共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除了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指揮外,從蔣介石這方面來說,則是由於採用了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論以及“新政學系”另一骨幹分子柳維垣提出的“碉堡推進”政策,“使國民黨軍隊能夠比較適合於同紅軍作戰”。



儼然“行政院總理”


楊永泰的“萬言書”也應看做是當時所謂“新政學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綱。據當事者王又庸及馮若飛、張潛華等回憶,“新政學系”從未正式成立過,也無正規組織,只是大約在1932年或1933年,因為蔣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的命令,“CC”系首腦陳果夫為了打擊楊永泰和熊式輝等勢力,於是便出來揭發他倆以原舊政學會成員為骨幹,“搞了一個小組織”,這樣,“新政學系”作為一個派系的名稱才得以第一次出現於國民黨內及當時中國政壇。但是,王又庸承認:因為“楊永泰是政學會成員;南昌行營第二廳第二組組長文群和第一組副組長李為倫也都是政學會成員;還有第一組組長王又庸則是政學會成員王有蘭的胞弟;而楊永泰的主任秘書盧鑄又是政學會首腦李根源關係極深的舊部。這批人物,相當長久而固定地集結在楊永泰和熊式輝手下做官,逐漸成為臭味相投、聲氣相通、互相關懷、休戚與共的一個反動的官僚集團,這是客觀的存在,無可否認……根據它的代表人物的歷史面貌,稱之為‘新政學系’,或單稱‘政學系’,都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據王又庸回憶,直至1936年秋楊永泰被暗殺於漢口、珞珈山大出殯之日,“新政學系”的基本成員大致有40人左右。在這之前,楊永泰和熊式輝及後臺支持者張群,“被稱為新政學系的三巨頭”。馮若飛還具體指出了“新政學系三巨頭”之下的一些骨幹分子的名單,其中有黃郛、吳鐵城、黃紹~~?亂恰?蠔枇搖?濤膩啊?舛Σ?偶蝨垺?旱爛鼇?k九輟?瘟~?娜骸?跤鐘埂?釵穆詰熱恕T謖嗉t閬儉鏜r?ldquo;新政學系”在國民黨內都是足以與“CC”系(以陳果夫、陳立夫為首)、黃埔系(以黃埔軍人出身者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張靜江為頭目)、英美派(以王寵惠、顧維鈞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孫科為首)等相抗衡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大派系。張潛華甚至回憶說:“在蔣介石的心目中,政學系的政治比重,遠遠超過‘CC,系和復興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年,在南昌行營期間,蔣介石還聽從楊永泰建議,將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職權劃歸到南昌行營行使。其時國民黨統治勢力僅能達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和陝西10個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聽命於南昌行營,而南昌行營第二廳則儼然成了國民政府實際上的行政院,作為南昌行營第二廳的廳長楊永泰當然便是事實上的行政院“總理”了,這叫“CC”系等其他派別的頭領們如何咽得下這口氣?


楊永泰30年代的舊友陶菊隱曾在《我所知道的張季鸞和楊永泰》一文裡回憶當時楊永泰得寵時的情形說:


同年(指1933年),我由南京回長沙掃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楊永泰)。當我到行營二樓秘書長室時,看見對面一間就是委員長(1932年,蔣介石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室;同時得悉,在行營內,秘書長的名次僅居委員長之下,而居參謀長之上。像這種排列法,在軍事機關中是無前例的。因此可以說,這時蔣對楊是信任有加,幾乎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另據有關資料介紹,楊永泰在南昌行營期間,甚至還將床鋪也搬到了蔣介石臥室門口,蔣介石睡裡屋,他睡外室。蔣介石常睡中起身,繞室而行;楊永泰則隨時半睡半醒,側耳細聽,一聞隔壁有動靜,即忙不迭推門而入,問長問短,與蔣介石分享憂樂。那蔣介石也樂得向他傾吐衷曲,將黨政軍大事甚至於家庭、家族瑣事諮詢於他。這楊永泰則善於察言觀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議或意見去為蔣介右排憂解難。


楊永泰還有一個特長,即是處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楊永泰未來之前,蔣介石頗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親;無奈每日裡從國內外飛來的急電要件如雪片一般積落如山,弄得蔣介石暈頭轉向,連呼“總司令”這碗飯不好吃。幸而楊永泰及時來到蔣介石身邊,這才將他從繁冗忙碌中解救出來。楊永泰閱讀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過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頭的數十、數百件長短不一的公文中擇其要者用數十或百把字另紙概述一遍,使其言簡意賅,一目了然。然後,又在上面有針對性地擬出上、中、下三種解決對策,連同原文,一併及時送至蔣介石手中,讓他再作選擇。他提供的對策,可以說從沒有使蔣介石不滿意的。由此一來,楊永泰便儼然成了蔣介石身邊的首席軍機大臣,而使眾文臣武將特別是“CC”系頭目陳果夫、陳立夫妒忌死了。
西元1936年10月底,蕭瑟秋風將一條爆炸性新聞從武漢迅速傳遍國中: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經炙手可熱、擔任過蔣介石武漢—南昌行營秘書長的“新政學系”頭子楊永泰,被兩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殺于江漢關碼頭。消息傳來,國民黨政界即引發一場極大的騷動,各種猜疑爭相鵲起,可謂紛紛擾擾而又沸沸揚揚,攪得不少頭面人物一時坐臥不寧,驚恐莫名。而遠在大洋彼岸的東京方面竟也大湊熱鬧而頻傳唁電,且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裡,不斷向蔣介石表示對此事的震怒和關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討出一個明確說法不可據說楊永泰於10月25日下午5時在江漢關碼頭遭伏擊而臨終之前,曾費力地說過這麼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又有什麼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沒有實現,國禍卻正長著哩!”說完,便遽然合上雙眼,撒手歸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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