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正在遭受著美國某種形式的制裁，這難道真是實現華盛頓外交政策目標的最佳途徑？
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受到美國制裁
前宇航員、77歲的參議員 John Glenn，被選入參議院制裁改革小組，修訂1994年《防止核武器擴散法案》。根據法案，美國應該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子試驗施行嚴厲的經濟制裁。由於制裁決定依據《法案》有關條款自動形成，總統別無選擇。如果這位老宇航員再次乘上“發現”號俯視世界，他會發現，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處於美國諸如削減援助、中斷貿易或其他形式的制裁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c∪〉鬧撇眯卸氷加?15次，有一半以上發生在2000年以前。目前，國會已經或考慮對中國、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古巴、越南、阿塞拜疆、敘利亞、墨西哥、克羅地亞、南斯拉夫、尼日利亞和蘇丹等國家實施制裁措施。
美國政府和地方政府雙管齊下。27個地方政府已經頒佈“選擇性購買法令”，禁止和那些與受制裁國家有生意往來的公司簽訂代理協定。由於瑞士在解決猶太人黃金所有權問題上的失敗，美國地方政府考慮對瑞士的銀行和企業進行制裁，在此之前對瑞士已經有14項不同的制裁計畫。
制裁面不斷擴大，嚴重影響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推行，已經成為美國國內外越來越關注的問題。美國企業警覺：國會對制裁措施的熱衷，已經對美國企業向全球擴張的野心構成威脅。
制裁的決定因素
1、冷戰結束後，美國制裁的重心開始轉移。隨著1989年柏林牆的推倒，國會的注意力從共產主義轉向來自恐怖主義、非法毒品交易、新核武器國家和鎮壓政權的威脅。反緬甸的Dauglas steel說：“以前制裁最大的限制是你不會挑中你的同盟者作為制裁對象，無論他們有多糟糕。如今，在地緣政治關係中制裁成本降低了，人們的道德感和倫理感就可以對制裁起到很大作用。”
2、來自大選區的國內政治壓力，在制裁過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於競選耗費每年遞增，政客們紛紛組織募捐小組。頗具爭議的 《Helms—Burton法案》的簽署，就是出於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Jesse Helms和克林頓總統兩位元政治家的競選需要。1996年，儘管受到強烈反對，克林頓還是簽發了《Helms—Burton法案》。這表面上是因為古巴擊落了兩架小飛機，所以制裁與古巴有生意往來的國家和企業，但是，人們普遍認為這是為了討好選民較多的佛羅里達。至於失去了老家北卡羅萊納州資金支持的Jesse Helms,早在1994年參議院選舉之前，就已經轉向佛羅里達州實力強大的古巴-美國社團，以取得新的資金支持。
“美國一以色列”院外活動集團在推進制裁行動，尤其是在反伊朗和利比亞的行動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得到了想從民主黨手中騙回猶太人鈔票和選票的共和黨人的支持。參議院領導人TrentLott按照“美國-以色列”院外活動集團的旨意，支持立法免除總統在《伊朗-利比亞制裁法案》中的延期權。
3、宗教權力同樣也鼓勵國會動用制裁手段，推動國會以絕對優勢通過了從宗教立場懲罰其他國家的法案。這個法案範圍涉及之廣，使得70—80個國家處於可能被制裁的風險之中。
制裁的代價
制裁擁護者認為，制裁是一種戰爭以外的懲罰，適用於侵害美國和世界利益的國家。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法律副顧問 Doniel Fisk說:“如果制裁不是一個完美的工具，那麼聯合國動用武力和置之不理同樣也不是完美的。制裁造成的損失，遠遠小於置之不理或與對方‘交戰’所付出的精神和戰略上的代價。”
不妙的是，美國企業因制裁受損害的程度大於制裁的目標。國際經濟學院發現1995年美國向26個被制裁國家的出口量是150到190億美元，低於應有的水準。IIE的Jeffrey Schott說，這些代價經常換不來相應的效果。他告訴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單純地使被制裁國家付出代價，可以滿足懲罰他們的一時之快，未必能夠達到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制裁只是容易規避的不力政策，被制裁政權往往能夠適應制裁，當然他們的人民會遭受苦難。同時，不斷的制裁逐漸使美國企業和工人背上沉重的負擔。”
華盛頓中東政策研究所的Patrick Clawson承認，制裁能推進美國的政策目標。譬如，可以使人們對伊朗的政治教士極為不滿，使那些神學家們喪失組織軍隊的資源。但是，美國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包括因錯過石油交易損失的幾十億美元和錯過近海Sim油田開發的良機。“美國反伊朗行動，尤其是根據《伊朗一利比亞制裁法案》的第二次聯合抵制，就是一個不顧市場因素，通過貿易限制達到政治箝制目的的重要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