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笞刑就是鞭刑.
新加坡鞭刑全解密
資料來自新加坡議會和政府公佈的法令法規、正式新聞資料、官方材料及其他公開信息和出版物。其中對鞭刑及受鞭刑犯人的反應的描繪都來自第一手資料，包括參與執行鞭刑的獄警和受過鞭刑的罪犯的口述。
新加坡對男性罪犯大量使用鞭刑。在新加坡，每年都有千余名男性罪犯被判鞭刑。這些被判鞭刑的犯人不僅包括重罪犯，有些非暴力犯罪，比如非法入境、販賣或運輸槍支，在公共場合塗鴉、交通肇事、甚至作為涉及犯罪的公司的法人代表，也會招致鞭刑。在新加坡，鞭刑對於許多罪行是強制性的，即如被定罪，法律規定必須判處鞭刑，主審法官不能根據情節減免。
新加坡的鞭刑非常嚴酷，所以被大赦國際等許多人權組織詬病。
本文的描述可能使讀者感到枯燥，但與許多道?塗?的描述不同，他們都來自可靠來源，所以非常準確。
新加坡鞭刑的行刑部位是罪犯裸露的臀部。
受刑時，罪犯一絲不掛，以彎腰的姿勢被獄警用結實的皮條牢牢綁在鞭刑架上，身體從胯部彎成90度，臀部高翹受刑。行刑的獄警體格健碩。所用的刑鞭長1.2192米（4英尺），由藤製成，事先浸泡在水中，非常有韌性
新加坡的刑法制度源自英國和英屬印度的刑法。1824年，英國在新加坡、麻六甲和檳榔嶼成立海峽殖民地，使用英國法。當時，對於乞討、制售淫穢物品、縱火、殺人搶劫、暴力搶劫的罪犯都可實施鞭刑。至1870年，海峽殖民地開始實行基於英屬印度法律體系的法律，其中也包括若干鞭刑條款。在此期間，行刑使用的刑具是“九尾貓”（一種英國式系9根皮條的皮鞭）或藤條，行刑使用“普通刑架，行刑部位是臀部”。
旅行作家Bruce Lockhart，20世紀30年代初遊覽新加坡，曾參觀監獄，他寫道：“從監獄的一座建築走到下一座時，我們都要經過由高牆圍起來的長滿草的狹長通道。草地一片嫩綠，宛如愛爾蘭西岸。可是這裡讓人覺得與世隔絕——只露出窄窄一線天的高牆讓人有一種毛骨悚然的不祥之感。這種設計不是建築師的奇思怪想，它自有特殊的用途。這些厚厚的牆裡經常回蕩著鞭子的鈍響和犯人的慘叫……從1890年開始，這個地方就被用於執行鞭刑和絞刑。”（《回到馬來亞》 1936年倫敦出版，R.H. Bruce Lockhart著）
在1938年，因違反監獄規章而被判鞭刑的數目如下：
24鞭——2起
20鞭——1起
12鞭——9起
8鞭——2起
6鞭——8起
4鞭——1起
1948年，新加坡與其他兩地分開，變成了一個單獨的殖民地，在法律中，鞭刑條款得以保留，可是實行的已經不多了。在1949年全年，只有46人被法院判處鞭刑，29人因違反獄規在獄中受鞭刑。1948年新加坡監獄調查委員會記錄了如下獄規：“對於嚴重違反獄規的犯人，可由監獄當局判處藤鞭最高12鞭，或由來獄的法官判處藤鞭最高24鞭；對於15歲以下未成年犯，只能有來獄法官判處最多細藤6鞭。鞭刑的行刑部位是犯人的臀部。對成年犯使用的藤鞭直徑不能超過半英寸，對未成年犯應使用細藤鞭。”使用“九尾貓”執行的鞭刑仍在一些檔案中被提及，但可以看出，到這個時期，“九尾貓”已經逐漸淡出司法系統了。至1955年，“九尾貓”被徹底從法典中刪除，而使用藤條就成了執行鞭刑的唯一方式。
新加坡適用鞭刑的罪名很多，既包括嚴重暴力犯罪也包括非暴力犯罪。有些罪行在西方國家看來非常輕微，在新加坡這個連吃口香糖也是犯罪（不是適用鞭刑的罪），連亂扔廢棄物、在公共場所吸煙、不沖公共廁所也要被起訴罰款的集權國家，當然成了重罪。至今適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單還在延長，政客們一直在媒體上鼓吹鞭刑，要增加鞭刑的使用。改造罪犯的想法已經被公開拋棄，至少司法高官們早已拋棄了這種理想，大法官袁鵬豪曾公開表示：“‘改造罪犯’是一件我永遠不理解的事……我的理想、熱情多年前就被扔到窗外了。現在我只主持正義。”（見“對待犯罪立場應強硬”9a9 馬來西亞 星報 1996年5月5日）
作為強制刑 （必判鞭刑，不能減免）
對至少40種罪名，鞭刑是強制刑。其中既包括強姦（法定最少鞭刑12下）、搶劫（持械搶劫法定最少12鞭）、販毒等重罪，也包括較輕的罪行如非法擁有武器（長刀、匕首等都算）、塗鴉（包括在牆上噴塗油漆或者重犯（第二次）在牆上張貼廣告、海報），以及販賣、運輸、進口槍支等。
在新加坡，非法入境或簽證過期非法滯留90天以上必須判處最少3鞭。這條法令主要針對非法勞工，主要來自周邊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中國也不少）。但在1994年，一個45歲的法國男子，因為簽證過期非法滯留，被判處監禁8個月打5鞭。（見落杉磯時報，1994年10月27日）強制鞭刑的法律一般都規定了最少鞭數，有的重罪達15鞭。
作為非強制刑（法官可根據情節決定是否判處鞭刑）
對許多輕罪來說，鞭刑是“可選刑”，是否鞭刑法官決定。這些罪名包括聚眾鬧事、敲詐勒索、容留組織賣淫、誤殺及傷人等。有些交通肇事罪在第三次重犯後也可判處鞭刑。儘管對有些罪，鞭刑是非強制刑，但法官一般會無一例外地判處鞭刑。比如“非禮（即所謂侮辱婦女）”，大法官曾表示如果罪犯接觸了被害婦女的陰部，至少應判9個月3鞭。
因公司犯罪，職員受鞭刑
這種情況不多。在少數情況下，法律也要求對某些犯罪公司的男性職員施以鞭刑，危險槍支法案規定因故意或疏忽進口、運輸、售賣危險武器的公司的男性經理、總裁或所有人必須受鞭刑。同理，移民法規定，如果一家公司有運送非法移民的行為，參與或同意此行為的公司經理或總裁必須被判鞭刑。
違反獄規受鞭刑
新加坡監獄條例規定10種違反獄規的行為可被獄方施以鞭刑懲罰。這些行為包括：暴亂、越獄、試圖越獄、傷害他人身體、故意毀壞獄內物品、虛假申訴、嚴重不服管理，以及輕度違反獄規但屢教不改。
在強制戒毒中心，違反規定最多可被打6鞭。一個樟宜監獄戒毒中心的前工作人員透露，如果犯人毒品尿檢呈陽性或被發現搞同性戀打6鞭，打架鬥毆打3鞭。（見“老虎的眼”，倫敦衛報，1995年5月20日）
鞭刑按規定只能施於16至50周歲的男性罪犯。少年犯不能被初級法庭判處鞭刑（但初級法庭可判處少年犯入少年管教所，而少年管教所可因為犯人違反內部規定予以鞭打）。“少年法庭……無權判處鞭刑。”（見《新加坡的法律系統》海蓮娜.陳著，Butterworths Asia, 1995）在新加坡少年兒童法案的第三章中規定：“除了高等法院，任何法院都不可以判處兒童或少年身體刑。”（s.37（3））長期以來，高等法院也很少行使對少年犯判處鞭刑的權力，但最近幾年，這種情況似有改變。1999年7月，高等法院判處三個15歲的罪犯鞭刑，其中一個在犯罪時年僅14歲（兩個15歲的各5鞭，14歲的8鞭，見《少年強姦犯被判監禁和鞭刑》海峽時報，1999年7月14日）。三個月後，高等法院又進一步，判處一個犯有踢打和搶劫老人的14歲少年5年監禁，10下鞭15e1刑。（《14歲男孩被判5年監禁及鞭刑》，海峽時報，1999年10月2日）
總的來說，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規定比較接近1972年廢除鞭刑以前的加拿大——無論法院判處還是監獄內部規定都只打16歲以上的成年男犯，而不象它的原宗主國英國，在1948年廢除鞭刑以前，在英國鞭刑主要用於15歲以下男童（經常作為監禁的替代刑）。
鞭刑的實施對象不限於半大小子和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也不限於新加坡公民。很多中年男性犯人，和在新加坡的外籍犯人，也被判鞭刑。一個48歲的荷蘭男子就因為走私毒品“愛他死”（搖頭丸？）Ecstasy被判處監禁6年，打10鞭，儘管他根本不是向新加坡走私，而是要去印尼，只是在新加坡轉機。（“荷蘭男子走私愛他死被判6年鞭10下” 海峽時報，1996年9月4日）
鞭刑總是伴隨監禁，從不（或基本上不）單獨判罰。如果一男一女犯下同樣的罪行，情節也完全相同，女犯只判監禁，而男犯在監禁之外還要判處鞭刑。
現在，每年受鞭刑的男人數以千記，統計數字如下：
1987年：602人受鞭刑（其中115名外國人）
1988年：616人受鞭刑（其中119名外國人）
1992年：1422人受鞭刑
1993年：3244人受鞭刑，每週人數超過60。
對於新加坡這樣一個人口不足4百萬的城市小邦來說， 這樣的數字是驚人的。以上數字來自美國每年發佈的國別人權報告，而新加坡政府從未反駁，故可認為數字真實（以新加坡政府的一貫作風，如有不準確之處，定要反駁）。但2000年及以後的人權報告，沒有得到統計數字。
新加坡法律規定，施鞭刑之前必須確定犯人無不可鞭刑的疾病。新加坡刑事訴訟法231（1）節規定：“鞭刑行刑，必須有獄醫在場，並確定犯人的身體狀況可以接受鞭刑。”獄醫有權力隨時終止鞭刑，他的職責還包括刑後驗傷和治療。”
鞭刑前犯人要全面體檢，有高血壓或心臟病等疾病者都可豁免鞭刑，但實際上因病得以豁免鞭刑的人非常少，美聯社報導，年平均只有六個。（見“新加坡的歷史遺產——鞭刑”，休士頓郵報，1994年5月6日）。
因為判處鞭刑的犯人太多，新加坡監獄設立了固定日子，對判處鞭刑的犯人統一行刑，在該日將被鞭刑的犯人被要求在鞭刑室外蹲成一排，排隊等待行刑。
據一位前監獄工作人員在1994年接受採訪時透露，在新加坡最嚴的樟宜監獄，鞭刑日定在每週二和週五。其他監獄也有各自的鞭刑日。比如1994年美國青年麥克.費伊受刑的女王鎮監獄，鞭刑日是週四。當時包括費伊在內的一組受刑人有10人。 “我被從他的牢房帶出來，帶到一間等待室，等待室裡還有9名犯人。”費伊自述道：“大約下午2點半，他們把我銬著帶到一間大廳裡等待受刑。”在叫到他的囚犯號之後，費伊就被帶出去，到行刑區受刑了。
根據其他受過刑的人的回憶，有的說一組有10個犯人，有的說有20個。據此算來，排號靠後的犯人要等很長時間，尤其是當前面有犯人被判15鞭以上甚至最高的24鞭時。漫長的等待無疑加深了犯人心中的恐懼和憂慮。
比德（化名）曾因參與幫派犯罪在樟宜監獄受了10鞭，他在1991年接受新報記者採訪時說：“那天早晨，我們約10個人被叫去體檢。沒人告訴我們為何體檢，但我們心裡都明白。體檢之後，我們被帶回牢房，心裡就恐懼起來。我當時一直在想囚犯中不成文的規矩，受刑時決不能哭喊求饒。吃過午飯，休息了片刻，我們這群人就被帶到鞭刑室。10個人都被命令在走廊上蹲下等著。等待受刑的感覺真可怕，我們都希望自己第一個受刑，趕緊結束這一切，這樣至少不用看別人受刑自己心裡害怕。”
另一個前犯人賽姆，曾因強姦罪被判15鞭，這樣回憶：“入獄三個月後，我的鞭刑日到了。我們共20人在鞭刑室門外排隊等著受刑，我們都穿著短褲和背心。我是6號。”
還有一個犯人阿沈，在描述鞭刑前的等待時說：“我嚇壞了。我聽說過鞭刑多麼疼和鞭刑後的慘狀。
鞭刑室非常寬敞，天花板很高，地板?亮。在房間盡頭有一列桌子，監獄的官員坐在桌子後監督行刑。在房間的另一頭立著鞭刑架。鞭刑架高2.74米，用木料製成，相當牢固。如前所述，刑架下有供犯人站立的木頭底座。犯人將被赤條條綁在刑架上，兩個獄警分立兩側伺候。
這些描述得自新加坡法律協會製作的光碟“未成年人犯罪”，光碟中採用了幾張鞭刑現場拍攝的真實照片（照片見本討論群組影集）。光碟中沒有明確指出這是哪所監獄，據估計應該是樟宜監獄。麥克.費伊受刑的監獄是女王鎮監獄，所以他的描述與此有出入。他在一次專訪中說，他被帶到一個露天的院子裡，綁在一個刑架上，刑架被置於一叢熱帶植物之下，有植物茂盛的葉子將其四周遮住。（華盛頓時報，1994年6月24日）。這樣的描述聽起來不合情理，因為到過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四季酷熱，行刑者何必捨棄涼快的房間而在熱乎乎的室外幹這項“力氣活”呢？但既然是費伊本人親口說的，應該是真的。
新加坡法律規定的鞭刑有一套完整的“儀式”。鞭刑不僅有獄警在場，還有高級監獄官現場發佈指令。犯人受鞭刑是不讓其他犯人看見的，但在現場有很多監獄官，包括典獄長，主管看守、幾個其他監獄管教、獄醫、男護士或者醫務助理，當然還有鞭刑的執行獄警。
根據受過鞭刑犯人的回憶，在犯人“檢錄”的時候，行刑者會先在一個人體模型上練習、熱身。
比德對他“被叫號”的經歷是這麼說的：“叫到我的號的時候，我假裝若無其事。可是我都不會走路了，監獄發的T恤也完全被汗浸濕了。行刑的獄警在刑房練鞭的聲音太嚇人了。我被叫進屋裡，看見房間裡有6個人，兩個警官，一個醫生，還有三個是行刑的獄警。我還看見一束刑鞭。”
行刑者都受過特訓。他們個個身材魁梧，肌肉虯結，有些是搏擊或武術高手，段位相當高，不過官方消息稱他們在挑選行刑獄警時，並沒有對搏擊段位做特殊要求。
麥克.費伊說，對他行刑的獄警“年紀輕，肌肉發達，非常矯健。”
賽姆回憶，對他行刑的獄警是“一身肌肉”。1995年英國衛報記者Maggie O'Kane採訪了一位獄警，他才20出頭，可是已經從鞭刑獄警的崗位上退下來了。（見“老虎的眼”， 衛報 1995年5月20日）
鞭刑官在上崗之前都要經過培訓。培訓由監獄主鞭刑官和獄醫等人進行，目的據說是讓這些即將執行鞭刑的獄警知道怎樣才能在犯人身上製造最大程度的疼痛，同時產生最小程度的永久傷害。在培訓中，獄警通過鞭打沙袋、假人和香蕉樹提高技能。鞭刑獄警在正式行刑時都不穿制服，只穿T恤，這是為了給肢體最大程度自由活動的空間。
一位前鞭刑獄警接受採訪時說，他在60年代工作時，每打一名犯人給一新元補貼。他一次最多打過60鞭。到了90年代年，鞭刑補貼已經升到每名犯人10到20元不等，而且每月正常工資之外還有20新元獎金。（見《麥克.費伊受鞭記》Gopal957 Baratham著）
“痞子交易員”尼克.裡森（搞垮巴林銀行那位）說，鞭刑官都是經常練健身的彪形大漢，每打一鞭得到補貼兩新元。
鞭刑的行刑部位是臀部。（監獄條例 132（2））受刑時犯人必須脫光衣服。
犯人脫光衣服後，獄警會要求他走到刑架前，面向刑架站立，以便捆綁。然後獄警命令他趴在刑架一側有墊子的橫樑上，將他的腳固定在刑架犯人一側的底座上，手固定在刑架另一側，這樣，犯人就以臀部翹起等待挨打的姿勢被綁結實了。犯人的下背部和腰部之間會被綁上一個墊枕或者軟墊，以防刑鞭不慎打到這裡，傷了犯人的腎臟。新加坡海峽時報1974年的一篇報導這樣說：“犯人彎下腰，翹起臀部，準備接受刑罰。”
麥克.費伊說，“他們把我的衣服脫光，在我的腰上綁上一個橡皮條的墊子，裸著我的屁股。除了那個墊子，我身上一絲不掛。”（見1994年7月4日新聞週刊專訪）
犯人的嘴不會被塞住。在1974年新加坡政府的記者招待會上，時任監獄局長的郭士力對此有一番詳細描述，他說，犯人都怕受刑時會哭嚎，他們不願意叫出聲，在他們的觀念裡，受刑也要像條漢子，哭就太丟人了。所以他們經常要求被塞住嘴，當然這樣的要求不會被滿足。
當犯人被綁結實以後，鞭刑官就要就位了。他站在離犯人約1.5米處，用刑鞭調整位置。據郭士力說，找准站位至關重要，因為如果站得太近，刑鞭的前部落在犯人臀部以外，就減輕了鞭刑的效果（中國古代小說裡說行刑的獄卒受賄，“打個出頭棍”，就是此意）；如果站得太遠，則刑鞭只能打到半片屁股。
一位高層獄警會站在一旁監刑，同時旁邊還有獄醫。
在行刑前，刑鞭會在清水中浸泡一夜，使之充分吸水，增強柔韌性。監獄局表示這樣做是因為乾燥的刑鞭在行刑時可能斷裂，一旦斷裂藤條上的木刺就會紮到犯人肉裡。獄方表示，之前關於“刑鞭浸在鹽水或特製藥水中”的傳言是不正確的，但確實用消毒劑擦拭過。
一位前行刑者在接受《麥克.費伊受鞭記》作者Gopal Baratham採訪時特別指出刑鞭被水浸泡的部位只是前三分之一，這部分需要變得柔韌，好象一條鞭子；後三分之一是供行刑者手握的，需要堅硬，便於控制，所以是乾燥的，不浸水。
鞭刑獄警就位之後，接到可以開始行刑的命令，一位獄警就開始“第一鞭”、“第二鞭”地報數，另一位獄警行刑。每一鞭都要在報完數後執行。每鞭之間大約間隔30秒。有的時候兩名獄警輪流行刑。
麥克.費伊回憶道：“有人喊了一聲‘第一鞭’，聲音很大，過了幾秒，第一鞭就打下來了。”
鞭刑要求行刑者每鞭都出盡全力，不考慮受刑者的年齡或者罪行的輕重。香港南華早報1994年4月2日的報導中說，“鞭刑要求用最大力氣執行”。新加坡前監獄局局長郭士力1974年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執行鞭刑時，行刑獄警用的是全身的重量，而不僅僅是臂力。他緊握刑鞭?5ea娤趙哺觳玻姹越盼𢔰?闋砼?鋈Γ㛦?爻鍪幀！?nbsp;
從各方面收集的資料來看，獄警出鞭的方式手法其實多種多樣，並沒有劃一的標準。《麥克.費伊受鞭記》作者Gopal Baratham指出：“……有的獄警深吸一口氣，轉半個圈，準確出手並命中；有的助跑三步，借力出手；還有的喜歡原地出鞭。這都是行刑獄警的個人風格，就像（網球選手）有人喜歡發球上網，有人喜歡守在底線，有人打旋轉球，有人截擊扣殺一樣。獄警可以挑選他們覺得順手、便於發力的揮鞭風格，個人化的方式也能接受。”
郭士力稱：“……行刑獄警的技術很高。不會有兩鞭打在同一個地方。後一鞭會比前一鞭略高或略低，像機器般準確地在罪犯的屁股上整齊排列……我手下的小夥子們在練習時會用粉筆在假人的屁股上畫上道——行鞭刑對出手時間和準確性的要求非常高，這與打高爾夫球道理一樣。”
麥克.費伊描述受刑經過時說：“……行刑手沒有助跑，只是向前快走了三大步助一點力。”從上文談到的新加坡法律協會製作的光碟“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照片裡，我們看見行刑者高高躍起，在半空中借下降之力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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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目擊者和受刑者談到過鞭刑的厲害。
“行刑者都是全力出鞭，犯人的光屁股上被鞭到的地方皮膚裂開，先是出現一條白印，然後湧出鮮血。”（見新加坡律師協會報告）
一位目擊者說：“在第四鞭時，我看見血流出來了。犯人癱軟在刑架上，看得出來是痛徹心肺。行刑結束了。”（見“鞭刑——犯人最怕的刑罰”，新加坡海峽時報，1974年9月7日）
“我的皮被打裂了，流了一點血，”麥克.費伊說，“咱們不要誇張，實話實說。流的不止幾滴血，但談不上血如泉湧，應該是在這二者之間，跟流鼻血差不多。”（見“麥克.費伊描述受刑及傷疤”，落杉璣時報，1994年6月26日）
新加坡監獄局曾對“鞭刑現場血肉橫飛”的說法闢謠，但他們也承認確實有淤血和傷疤。這與一家新加坡官方媒體早前的報導相矛盾。1992年，新加坡新報曾報導“每一鞭下去，都會有皮肉飛起來”，這顯然是照搬1974年那個有名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說法。一位美國分析家認為，1974年記者招待會上新加坡官方的描述可能是為了恐嚇犯罪而故意誇大了。（見“新美關係仍是痛”，華盛頓郵報，1994年5月14日）
對這些描述當中的明顯的矛盾之處的另一個解釋是：因為這些敘述都沒有明確犯人被打的鞭數，而區區幾鞭和最高限24鞭的效果絕對不同，所以會有不同說法。因此當《麥克.費伊受鞭記》作者Gopal Baratham問一位前鞭刑官“到底會不會血肉橫飛”時，他答道：“鞭打15鞭以上絕對會，因為屁股已經被打遍，沒有表皮了，所以不管行刑官下手多麼精確，肉都會飛出來。”（119頁）。所以新加坡政府可以說，在麥克.費伊案件上許多媒體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因為麥克.費伊的判罰只有六鞭（後來減為四鞭）。但這些不實之辭的始作俑者還是新加坡政府自己，當年郭士力局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話正是這些消息的源頭。
郭士力當時說道：“如果有一個受過合格培訓的鞭刑官行刑，犯人整個屁股上99%的皮肉會破裂，受過合格訓練的鞭刑官能讓每一鞭都打在不同的地方，避開已經破了的地方，這樣能造成最大的痛苦卻留下最淺的疤痕。”
新加坡海峽時報1994年4月8日報導：“鞭刑留下巨大的紅色疤痕，終身不去。”
